蔡元培，近代著名教育家。1868年1月11日誕生在浙江紹興。商人家庭出身。1892年為翰林，1894年補翰林院編修，後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。1902年與章炳麟等發起組織愛國學社和愛國女學，創辦《俄事警聞》（後改為《警鐘日報》），提倡民權，鼓吹革命。1904年，組織光復會，次年加入同盟會。辛亥革命後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，發表《對教育方針之意見》，批判封建教育制度。提出修改學制，男女同校、廢除讀經等改革措施。191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，積極支援李大釗等倡導的新文化運動，實行教授治校。1927年，任國民黨政府大學院院長，後任中央研究院院長。“九一八”事變後，倡導抗日。1932年與宋慶齡等人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，積極組織愛國民主抗日運動。抗戰爆發後，主張對日抗戰，支援國共合作。上海淪陷後，移居香港。1940年3月5日病逝。
蔡元培的北大時代
北大因蔡元培，從此確立其現代傳統和校格。而蔡元培也因北大，成為中國偉大的教育家。
1916年9月1日，身在法國遊學的蔡元培，收到中國駐法使館轉來的電報。電報是時任民國政府教育部長的范源濂發來的：聘請他擔任北京大學校長。 由此，蔡元培最輝煌的時期到來，並且因為他對大學教育體系的創立，被濃墨重彩地載入中國教育史。
北大曾經的腐敗
以1898年京師大學堂建立開始計，當時北京大學建校僅僅18年。京師大學堂，可以說是戊戌變法碩果僅存的產物，成立初衷是痛感國家實力孱弱，力圖引進新學來振興國勢。但是，1916年時的北大，雖然已經改名為國立北京大學，其作為“皇家大學”的官僚氣與衙門氣依然濃厚。在教員中，有不少是北洋政府的官僚，這些教師即使不學無術，也受到學生巴結，以便日後自己當官仕途方便。陶希聖先生對那時的北大曾有這樣的回憶： “民國初年，貴族子弟仍然不少，文科那邊有一個學生坐自用人力車(洋車)來上課……兩院一堂是八大衚同(當時的妓院集中地)受歡迎的重要的顧客。兩院是國會的參眾兩院，一堂就是北京大學—京師大學堂。”
北大的這種腐敗名聲，蔡元培早有所聞，朋友們也勸他不要去，擔心他“進去了，若不能整頓，反于自己的名聲有礙”，然而蔡內心裏已經下定決心。在1919年，他曾這樣說道：“我國輸入歐化，六十年矣。始而造兵，繼而練軍，繼而變法，最後乃始知教育之必要。”實際上，“教育救國”的理念，是蔡元培自戊戌變法失敗後一直堅信不移的信念。
1916年12月26日，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總統黎元洪的北大校長委任狀。1917年1月4日，蔡元培赴北大上任。據當時正在北大上學的顧頡剛的回憶，到任那天，校工們在門口恭恭敬敬排隊向他行禮，蔡元培“脫下自己頭上的禮帽，鄭重其事地向校工們回鞠了一個躬，這就使校工和學生們大為驚訝”。實際上，蔡元培從來也沒有把北大校長一職看作是一官職，他不做官，也要求學生們不做官。他對學生們說，“諸君須抱定宗旨，為求學而來。入法科者，非為做官；入商科者，非為致富。宗旨既定，自趨正軌。”
“相容並包，思想自由” 造就北大一代輝煌
蔡元培1月4日到北大上任，1月11日就呈請教育部聘任陳獨秀出任文科學長。當時的北大，被重新分為文、理、法三科，下面再分係；文科學長，相當於文學院院長。
蔡元培與陳獨秀，個性完全不同。陳獨秀鋒芒逼人，而蔡元培卻外圓內方，連疾言厲色都很少見。但是蔡元培看中陳獨秀的，是他的新銳和毅力。蔡是在翻閱了十余本《新青年》後決意聘他的，一旦下定決心，就一趟趟“親顧茅廬”。他去陳的住處拜訪陳時，因陳習慣晚睡晚起，他就耐心地坐在門口的一隻小板凳上，等待著年齡小他一輪的陳獨秀醒來。
然而起初陳獨秀並不領情。因為他正在專心辦雜誌，而雜誌是在上海辦。但蔡的誠意和胸懷最終說服了陳獨秀，使他決定將《新青年》搬到北京來辦—某種意義上說，這才有了後來以北京為中心的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和“五四運動”。
在蔡元培引進了陳獨秀後，陳又引進了胡適進北大當教師。而胡適當時不過是個連博士學位還沒拿到的毛頭小夥—後來，胡適在他的紀念文章裏曾提到，如果沒有蔡元培，他的一生很可能會在一家二三流的報刊編輯生涯中度過。
陳獨秀與胡適，是蔡元培“相容並包，思想自由”的著名八字方針下的兩段佳話。蔡決心以這八個字來塑造北大，是他在歐洲留學期間就已埋下的心願。他在《〈北京大學月刊〉發刊詞》中闡述了自己對大學精神的理解：“大學者，‘囊括大典，網羅眾家’之學府也。……各國大學，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，文學、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，計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，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，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，常樊然並峙于其中，此思想自由之通則，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。”
在“相容並包”的精神下，北大吸引了中國的各路學術精英。以文科為例，從陳獨秀、胡適、李大釗、錢玄同、劉半農、周作人、魯迅，到辜鴻銘、劉師培、黃侃，大師雲集。各種文化社團風起雲湧。而那種“師生間問難質疑，坐而論道的學風”，那種民主自由的風氣，從那時開始形成，成為北大異於其他大學、吸引後來一代又一代學子的獨特傳統。
實行教授治校，也是蔡元培在國外留學期間感悟到的。在蔡任北大校長期間建立起教授會、評議會，各科學長由教授會公舉等舉措，都是對德國大學管理方法的仿傚。據時任北大教授的沈尹默的回憶，當時的評議會，由全體教授推舉，約五人中選一人。凡校中章程規律(如開放女禁，給予女生同等入學權利)，都要經評議會同意。
“五四運動”與蔡元培的進退
講到蔡元培與北京大學，就必然講到“五四運動”。在蔡元培的支援下，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波瀾壯闊的新文化運動，為“五四運動”孕育了豐厚的文化背景，而“五四運動”本身，也直接與蔡元培相關。
1919年5月3日，時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員會委員長的汪大燮得知中國政府準備在《巴黎和約》上簽字的消息，親自趕赴蔡元培家將密電內情告知。當晚，蔡即召集學生代表傅斯年、羅家倫等人，向他們通報消息。學生們得知消息群情激憤，原定於5月7日“國恥日”舉行的遊行，遂提前至5月4日舉行。
在遊行隊伍從紅樓出發之前，蔡元培曾在出口處擋了一下。他表示大家有什麼要求，他可以代表同學們向政府提要求。但在激憤之下，學生們不肯。
當天晚上，在火燒趙家樓後，有32名學生被警察逮捕，其中有20名是北大學生。
5月4日當晚，北大學生群集在三院大禮堂商討對策。蔡元培對學生們說：“你們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，我寄以相當的同情。”話一齣，全場歡聲雷動。蔡又說：“我是全校之主，我自當盡營救學生之責……我保證在三天之內，把被捕同學營救回來。”
蔡元培的營救方式，是去當時執政的段琪瑞所敬重的一位前輩家中說情。那位老先生表示這事情難度太大。於是，蔡元培從晚上9點一直坐到12點也不肯走，直到人家表示願意一試。
在社會的強大輿論壓力下，被捕學生於5月7日被保釋出獄。而蔡元培卻在5月8日向政府提出辭呈。第二天，就悄然去了天津，後來回了浙江老家。
蔡元培的一生中，曾辭過幾十次職。他自認是一學者，從來沒有想過要做官，他也絕不會以辭職要挾誰，他只是感到深深的“自傷”。
但這一次的辭職，產生的社會震蕩遠超出蔡元培所想。從北大到北京學界，“挽(留)蔡”竟成了難以平息的學潮的一個組成部分。為表示與蔡元培同進退，北京市各中專以上的校長，也全部提出辭呈。在這種壓力之下，蔡元培終於于7月答應回校復職。
蔡元培後來曾說：自己“居北京大學校長之名義，十年有半；而實際在校辦事，不過五年有半”。1923年之後的蔡元培，人或在海外，或在國內辦大學院和中央研究院等，已不再管理北大校務，但是，北大卻從此確立其現代傳統和校格。而蔡元培也因北大，成為偉大的教育家。
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袁偉時在接受《中國新聞週刊》採訪時這樣評價蔡元培：他曾經做官做到國民黨的中常委，但他不是政治家，在政治上他曾被人利用；在學術上，他曾有過倫理學等方面的論述，但遠遠比不上他在教育事業上的成就：他將北大辦成了中國第一所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大學。
